让党的历史发挥资政育人作用，大致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通过传播党的奋斗历史、展示党的生动形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宣传党的成功经验、普及党的思想理论，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从而在党的执政决策和培育人们的精神价值观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前者是资政，后者是育人。本文就党史靠什么资政育人和怎样更好地资政育人这两个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党史靠什么资政育人

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明确和坚持党史研究和宣传的“三个方向”。

一是靠梳理和阐发党的基本理论资政育人。党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历史科学，其最高境界，应该是梳理和阐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及其重要成果，目的是让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常常是通过党在工作实践中提出和贯彻的重大决策和政策体现出来的。有人不免疑问，决策和政策是否算作理论。其实这是误解。党的决策和政策，一头通向理论，一头影响实践。和在书斋里从事理论思考的纯粹学问家不同，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所有理论，都是实践倒逼出来，并通过一系列决策和政策体现出来的，它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验证，最后才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这是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理论创造的带规律性的特点。

二是靠总结和分析党的历史经验资政育人。挖掘、梳理、揭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包括某些教训，是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为了推进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为了应对这样和那样的风险考验，为了实现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在治党、治国和治军各个方面，殚精竭虑，艰辛摸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展示出不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通过研究把它们展示出来，在今天和将来，都是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精神财富。

三是靠研究和宣传党史人物和事件资政育人。党的历史，是由一代代广大党员的具体奋斗创造出来的，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重大事件连接起来的。党史研究自然应该通过叙述具体的人和事，传播党的奋斗历史，展示党的生动形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来感染人，影响人，进而增加人们的“红色记忆”和“红色感动”，凝聚人们对党的奋斗历程和风采的认同，培育和引领高尚的风尚。

二、党史研究宣传要发挥好资政育人作用，需重视和善于扇动“两个翅膀”

所谓“两个翅膀”，是指党史研究宣传要发挥最大的功能，需要让自己的研究和宣传产品有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重视并善于利用科学理性的翅膀，才能更深刻和丰富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强调科学理性是一个翅膀，是为了防止党史研究空对空、简单重复或自说自话，以至凭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去“戏说”的不良风气，进而期望研究者们更加自觉地以准确和深入为标准，在党史领域驰骋。所谓科学理性，就是要求把党的基本理论、政策经验和党史人物事件，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放到我们党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当中，放到我们党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来阐发、分析、揭示和评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才可能有“真货”，有历史的质感，人们才觉得是可信的，才能够更贴切地说服人教育人。比如，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如何搞社会主义，开始并不清楚，也不能要求前人在起点上就必须清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一个逐步延伸进步和丰富完善的探索过程。认识真理、宣传真理、认同真理，由少数人认同到多数人认同，都必然有一个过程。党史研究，就应该把这个过程讲清楚，并把不同阶段的探索特点连接起来。这样的研究，彰显了实事求是，彰显了科学理性，既有历史的力量，又有逻辑的力量。在今天的背景下，党史研究如果仍然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显然不行了。必须要有相应的思考力度和理论灵魂，而不是各种材料和观点的简单重复或组合，才能拎出史实的“魂”或“核”来，做到高屋建瓴，让人感觉有新意，能够尽量丰富和深刻地资政育人。显然，不扇起科学理性这个翅膀，这样的效果难以达到。

第二，重视并善于利用个性文情的翅膀，才能更生动和具体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坚持和发挥科学理性并不排斥个性化的研究和著述风格，党史研究是可以做到有文有情有个性的。历史著述和文学表达的关系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它们本为一体，至少在司马迁以前，那时的史书，实际上多是文学著述。有声有色的《项羽本纪》，即是一例。班固以降，史书就没味道了。宋代司马光创“通鉴”体例，围绕一个专题一个事件详述其来龙去脉，尚有可取之处，但终究在叙述风格上去司马迁甚远。五四开启新的文化时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那时历史学家的作品，多有斑斓绚丽的色彩，可读性很强。至今读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能唤起心底的波澜。这样的历史著述发挥的资政育人作用更为生动和具体。

讲科学理性不一定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和笔法干巴巴的。胡乔木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就提出：要写出感人的场面，写出党史人物的细节，写得有声有色；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有大开大合的章法。凡此等等，都是在提倡个性文情，以求党史研究的新变和突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来之前，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读后，给了“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的评价。胡乔木对党史研究论著的这些倡导和期望，是值得注意的。除了严肃的宏观论著，研究党史人物和党史重大事件，更需要有文有情有个性了。党史研究的成果，毕竟需要延伸到社会上才能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研究党史，不仅仅要着眼于“理”，立足于“事”，更要有“人”。无论明理，还是说事，终归都要涉及人。理有曲直，事有情节，人有个性，在研究中扇起文情个性的翅膀，读者阅读起来，就可能既有理性思考，又有感情介入，内化为资政育人，效果就会更明显。如果把本来生动具体并且感人的党史人物和事件，搞得无文无情无个性，其资政育人效果，难以充分发挥。

党史研究要扇起个性文情的翅膀，具体说来，需要三方面的准备。一是史实把握。这对大多数党史工作者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尊重党史事件和人物的事实，是最基本的职业习惯和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党史工作者并不是“实”得不够，而是“文”得不够。二是理论识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拎出史实的“魂”或“核”来，做到高屋建瓴，让人感觉有新意，而不是把各种散见的材料拼凑在一起的简单叙述。也就是说，笔下的内容是经过作者自己的眼睛和大脑转换出来的。这个转换，靠的是理论上的眼光识见。也正是在转换中，方能看出党史的底蕴和极致，也能看出“诗”意。中国共产党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本来就充满动人魂魄的“诗”意的。三是文学感觉。就是用自己的文学感觉去叙述。文学感觉能让人一下子看出来哪个事件、哪个环节最有“戏”。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用不同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语言方式去体会、去把握、去描绘，作品的感染力和育人效果，是不一样的。

总之，重视党史研究的“三个方向”和“两个翅膀”，既是推进党史研究所必需的内功，也是能够资政育人的前提和方法，根本目的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培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人们对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

三、关于资政育人的两个关键途径

如果说，党史资政偏于理性，那么，党史育人则偏于感性。有两样东西，是达到资政育人效果的关键途径，一个是通过具体的史实素材增强人们的红色记忆，一个是通过党史的精神魅力强化人们的红色感动。只有具体的记忆和切实的感动，才可能孕育出感性的认知，有了感性的认知，才可能出现理性的认同。

先说增强人们的红色记忆。

一个集体、群体、民族必然拥有自身“集体记忆”。比如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有关于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参加抗战的当事人，有自己参加抗战的记忆；今天的中华民族，有关于自己近代以来从衰败到振兴的奋斗过程记忆。正是这些记忆累积和构成了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态和价值取向。用党史来育人，最主要的就是要强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的“集体红色记忆”。例如，荣毅仁曾回忆，在1949 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那天早晨，他看到部队都睡在马路上，当时就想，蒋介石肯定是回不来了。这类记忆，就可能成为教育后人最为生动的有说服力的故事，从而内化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感和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记忆常常呈现为递减的过程。红色记忆也不例外。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党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们远去，他们带走了许多记忆，也带走了许多感情。没有亲历的人们虽然从他们生前的记忆传承中受益匪浅，但事实上已经和先辈们的记忆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缺少了感情因素。比如，人们常说的“80 后、90 后”，尽管通过各种党史作品，有一些红色记忆，但都是间接地获得的，而这些记忆同他们自身的现实经历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他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不可能重现解放初期人们唱这首歌的情景。再加上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多样化，红色记忆事实上面临着日益淡化的趋势。这就是党史育人工作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也说明了此项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再说强化人们的红色感动。

怎样才能增强人们的红色记忆呢？这就需要强化人们的红色感动。也只有让人感动的东西才可能记得住，也只有体会到党史的精神魅力，才可能对升华感知，接受先进价值观发生作用。因此，党史育人工作，应该遵循记忆的传播和感染规律，更多地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可能。说到底，就是一个大众化问题。不光面对普通群众需要大众化，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干部要从党史作品中受到感动，也有一个大众化的问题。

用大众化的叙述方式来传播党的奋斗历史、塑造党的生动形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展示党的成功经验、普及党的思想理论，是党史作品能够育人的基本前提。党史作品要能够感动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目前，这方面的作品，有的确实存在着大众化的叙述方式明显不足，用文件式语言讲道理的色彩比较浓厚的问题。直白地讲道理是必须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关键是只停留在这一步还不行，还要学会把讲道理和讲故事结合起来，学会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宣传和推销他们的价值观的优越性，很会讲故事，技巧比较高明。相比之下，我们在陈述事实时技巧还不够，是一种直接讲道理的陈述，因此对外交往时常常遇到感染力不够普遍的烦恼。树立中国的形象，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当然要取决于经济发展，但也取决于能不能使“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产生广泛的感染力。对外如此，对内也有这种情况。今天的年轻人，比较习惯接受西方故事的陈述方式。在宗旨是“育人”的作品中，如果用文件语言叙述党史，多少会降低读者和观众自觉接受的兴趣，也多少会弱化我们党近90年来波澜壮阔历史的吸引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党史作品要通过大众化的叙述，强化人们的红色感动，从写作目标来说，是要把“旧闻”做成“新闻”。把“旧闻”做成“新闻”，这是个比喻。党史作品反映的不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敏感的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是过去的东西，能不能让人们感兴趣，受感动，关键是要提供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素材，新鲜的叙述方式，并且很自然地把党史中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蕴藏其间。这样，党史的魅力就出来了，“旧闻”也成为了“新闻”。

四、关于党史叙述作品如何增强育人效果的问题

用以育人的党史作品，有多种形态。这里只谈谈以叙述为主的党史作品的写作问题。因为以叙述为主的党史作品，比较容易增强人们的红色记忆和红色感动。

以叙述为主的党史作品，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史传作品”。其特点是以叙为主，间带议论，诸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这类作品比较强调科学理性，主要考验作者的史识，考验作者对党史重大事件及代表性人物的宏观把握和系统了解，旨在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当然也包括某些教训），并把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说清楚。也就是说，党的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决策、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组成的。要把党史的精神魅力传达出来，达到资政育人效果，怎样叙述这些重大决策、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就是很有讲究的了。没有科学理性的研究不行，但光有研究不善叙述，也不行。

第二类是“纪录作品”。这类作品包括当事人写的新闻报道、回忆录，后人根据文献档案和前人的记述拍摄的文献纪录片等。关于“纪录作品”和“史传作品”的区别，可以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为例来说明。前者开篇写“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基本上是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谈话内容，其间也插入一些现场描述和作者的感受、评价，属于比较原生态的纪录作品。后者是在研究、考证各种文献史料基础上，结合党史背景，对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和决策过程作勾连叙述，自然属于学术较强的史传作品。

从作者的写作方式看，纪录作品是不应该有虚构的，写作者只有对自己掌握的素材进行选择组合和生动表达的权力。写作者如果是当事人，其人其作的高下，在于考验他的记忆和表达能力，在于他是否有实话实说的勇气和态度，而不是印证他的想象和推理能力。写作者如果不是当事人，其人其作的高下，则在于他的考证和研究能力，在于他对相关材料的占有程度和鉴别水平以及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为了增强感染力，作者当然可以讲求一些文法技巧和叙述方式，但这类作品的感染力终归来自党史本身蕴含的魅力和尽可能还原历史和人物风貌的历史质感，而不能靠作者主观施予，不能为了增强所谓感染力而人为地制造戏剧性和编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细节。

对这类作品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真实？因为纪录之作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最方便增强人们红色记忆和强化红色感动，而目前社会上打着纪录揭秘旗号或声称还原历史的作品中，确有泥沙俱下的情况。真是美和善的前提，失去了真，笔下的所谓“党史”再有传奇性，反而降低了党史本来就很崇高的品信，不仅不会真正起到育人的作用，反而是误导人。

为了保证真实，党史题材的纪录作品，在一些细节使用上，要非常慎重，没有把握的宁肯不用。例如，有的出版物提到周恩来病重后，叶剑英吩咐医务人员放了一沓纸在周恩来病床旁边，让他们随时记下周恩来清醒后说的每一句话，结果，在周恩来逝世后，医务人员交回去的仍然是一沓白纸，也就是说，周恩来把满腹的忧虑，要想说的话憋在了肚子里，一同带走了。在创作《周恩来》这部文献纪录片时，如果在片子里把这一情节叙述出来，想必是很好看很动人的。但是，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当事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后期编辑时就果断舍弃了这个细节。再如，邓小平晚年回忆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毛泽东曾经对他说“我们把指挥交给你”。这里指的是淮海战役？还是渡江战役？在拍《邓小平》这部文献纪录片的时候，便作了详细考证，结论是指渡江战役，因为邓小平在解放战争后期见到毛泽东，是七届二中全会期间，那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完。

第三类可称为“写实作品”。这类作品不仅尊重党史背景，还要把真人真事作为描写内容和线索，具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特征。最近引起社会反响的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便属此类。这类作品展示给人们的红色记忆和红色感动，最为丰富生动，育人效果也最为突出。

但是，在写法上，这类作品的分寸把握比较难，比如在虚构问题上就有争议。一些党史专家最有意见的也常常是这类作品。我想，这里首先有一个定位问题。我们不能要求这类作品承担史学研究和历史还原的功能，因为它已经把纯粹的历史记述和零零碎碎的回忆或文献，按作者的理解来勾连编织，进而转化成了有声有色的更有可读性和可视性的作品。作者不可避免地兼具史家和作家的两种情怀。一方面，他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的真实背景，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凭想象去增减和营造，更不能无中生有地去编造。另一方面，在结构组织、场景设计、细节安排和描写用语上，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时的神态和一些习惯性动作以及一些推测、议论等等，则允许作者去发挥。其人其作的高下，除了对史实素材的掌握和分析水平外，更多地在于作者的表达能力、提炼能力、分析能力、合理想象能力以及文字感染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写实作品”和“纪录作品”的区别，举个例子或可一目了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根据这个要求撰写并在1942年编辑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便属于“纪录作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采访和搜集有关材料，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则属于“写实”之作。该书的第一段文字写周恩来到病房告诉陈毅要长征的事情，起笔竟是：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

这显然是文学性的描写和发挥。这样的叙述便于渲染长征前的气氛，并且突出留在苏区的陈毅的个性化感受，从增强红色记忆和红色感动角度讲，可以说是必要的，从重大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上讲，也是合理的。在这类作品的写作中，如果不利于展示人物和事件的精神本质，即使是一些生动细节，下笔时仍需谨慎掂量。例如，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常常手拿香烟，你在一般场合这样写是符合个性特点的，读者也不会考究毛泽东在你写到的这次谈话中是不是真的吸烟了。但是，重庆谈判的时候，因为蒋介石不吸烟，毛泽东同他会谈时也坚持不吸烟，此事给蒋介石印象很深，说毛泽东嗜烟如命，在自己面前却一支烟也不吸，可见其意志坚忍，不能小看。在一部反映重庆谈判的影片中，毛泽东却当着蒋介石的面抽起烟来。这样表现，既违背史实，又削弱了人物的精神力度。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对史实掌握不够，凭想当然来写，要么是以为只有吸烟才能反映毛泽东谈话时的一贯神态。如果是前一种原因，说明作者缺乏史家的精细；如果是后一种原因，说明作者的文学化思维也不太到位，只注重形似而忽略了神似，放弃了一个可以深度刻画毛泽东精神意志的机会。

总体上看，以上三类作品，如果写得好，在资政育人方面无疑会起到突出作用。在写法上的共同要求，还是前面讲的，既要高扬科学理性，又要有个性文情。

（载《陈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 2013 年版。本文是作者两篇文章的集纳，分别发表于201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原题为《党史研究靠什么和怎样去资政育人》；《百年潮》2011 年第1期，原题为《我看党史育人》。收入《陈晋自选集》时作者作了文字衔接处理。）

（来源：《党史著作编写理论与实践》曲青山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